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币徊奎h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奮斗史。為更好進行黨史學習，《黨建》雜志開辟“學史明理”欄目，以漫談、隨筆等形式，回望紅色記憶，暢談所思所悟，引導黨員干部和廣大讀者學史明志、學史擔責、學史勵行。黨建網及其微平臺將精選刊發(fā)這組文章，以饗讀者。

　　從《尋烏調查》看如何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yè)成敗得失的大問題?！?930年5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從閩西進入贛南，攻克贛粵閩三省交界的尋烏縣城，在尋烏開展了為期20余天的社會調查。1931年2月，毛澤東在寧都縣小布鎮(zhèn)，抽空將此次調查的資料整理成8萬多字的《尋烏調查》一文。《尋烏調查》是一篇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光輝著作，也是學習如何進行調查研究的經典教科書，時至今日，對于我們如何做好調查研究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毛澤東尋烏調查紀念館

　　一、制定符合實際的正確政策首先要搞好調查研究、掌握實情

　　毛澤東之所以重視調查研究，直接的動力在于其想改造中國；而為了改造中國，就需要形成正確的政策；要制定正確的政策，就必須了解中國；要了解中國，除了讀書看報這個間接途徑，關鍵是要了解現實社會；要了解現實社會，關鍵就在于進行調查研究。

　　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余部來到井岡山，開始了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這一嶄新事業(yè)。在此過程中，他經歷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兩次反“會剿”的勝利喜悅和“八月失敗”的沉痛教訓，經歷過閩西和贛南根據地建設的艱辛，也遇到了土地改革、武裝斗爭、根據地建設如何科學處理和協(xié)調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如何正確處理革命根據地的階級關系這一問題。

　　土地革命初期，中央對待富農的政策不斷發(fā)生變化，令各根據地感到無所適從。1928年6月召開的黨的六大主張對富農采取在限制政策基礎上的既聯(lián)合又斗爭的方法。但1929年6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又發(fā)布指令，要求各根據地將富農驅逐出農民協(xié)會，在政治上、經濟上打擊富農。中央在政策上的變化，使毛澤東意識到要制定正確的土地政策，關鍵是要深刻認識農村的階級狀況，尤其是認識具有一定復雜性的中國富農的基本情況及其在農村社會中的地位，搞清楚其與地主的區(qū)別何在、搞清楚廣大貧雇農對于富農的態(tài)度如何等。

　　此外，毛澤東對于城鎮(zhèn)工商業(yè)政策的制定工作亦相當重視，要作出正確決策，就必須了解當地工商業(yè)者的具體情況及其在社會中的位置。

　　正是帶著這一系列疑問，毛澤東最終下定決心，在繁忙的軍政工作中擠出時間，到尋烏做一番大規(guī)模調查研究。

　　毛澤東經過調查后發(fā)現，尋烏的富農是由半地主性質的富農與比較富裕的自耕農或中農組成，前者“是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在貧農眼中是沒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后者則“許多人不主張在斗爭中打擊他們，理由是他們沒有半地主性，他們的全部出產都是親自勞動不是剝削他人來的”。

　　通過調查，毛澤東對于尋烏富農的情況有了深刻了解，對于整個贛南農村的階級狀況也有了真切認知，這些成果對中國共產黨后來提出沒收地主土地、限制富農、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抽肥補瘦、抽多補少這一更加正確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寶貴實踐基礎。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言：“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

　　二、調查對象的選擇要有代表性

　　任何調查都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進行的，所以做調查研究必須精心選擇合適的調查對象和調查范圍。

　　尋烏的地理位置

　　毛澤東為何要選擇尋烏縣作為調查對象呢？因為尋烏地理位置特殊。尋烏縣位于閩、粵、贛三省的交界處，是江西贛州和廣東東江地區(qū)商品流通的中轉站、物資的集散地，商業(yè)比較發(fā)達，且已開展土地革命。因此，選擇其作為調查對象具有示范意義。

　　地點選擇好后，就需要尋找合適的訪談對象。毛澤東很注重調查對象的代表性和廣泛性，以防止片面化的產生。尋烏調查座談會的組織者是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其余訪談對象主要涉及10人，均為頗有見識的當地人——

　　郭友梅，59歲，雜貨店主，曾任縣商會會長，家族從事布匹生意100余年；范大明，51歲，貧農出身，當過小學老師，時任縣蘇維埃職員；趙鏡清，30歲，中農，做過鑄鐵工和小商販，在陳炯明部下當過排長，時任縣蘇維埃委員；劉亮凡，27歲，縣署錢糧兼征柜辦事員，時任城郊鄉(xiāng)蘇維埃主席；李大順，28歲，貧農，曾任區(qū)蘇維埃委員；劉茂哉，50歲，老童生，開過賭場，做過小生意，原是小地主，后降為貧民，曾任縣革命委員會委員，時任區(qū)蘇維埃委員；劉星五，46歲，農民，做過小生意，時任鄉(xiāng)蘇維埃委員；鐘步嬴，23歲，梅縣師范生，時任區(qū)政府主席；陳倬云，39歲，自治研究所畢業(yè)，做過縫工、小生意和小學教師；郭清如，62歲，秀才，參加過鄉(xiāng)試，做過小學教師。

　　這11位調查對象頗具代表性，從年齡上看，最大的62歲，最小的23歲；從職業(yè)上看，有縣委書記、各級蘇維埃政府委員，也有軍人、商人、農民和教師。這樣由老中青三代、擁有不同經歷的人員組成的調查對象群體所提供的信息，相對權威細致，也為準確全面獲取尋烏各方面的發(fā)展情況提供了保證。

　　除通過座談會掌握尋烏基本情況外，毛澤東還在當地走訪了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業(yè)店鋪，以了解其所經營商品的來源、種類、銷售額、行業(yè)競爭等情況。這些商鋪涉及木器、傘、裁縫、黃煙、藥材、水貨（列出39種商品）、屠坊、豆、油、雜貨（具體列出洋貨131種）、鹽等23個大類，幾乎囊括當時南方城鄉(xiāng)商鋪的所有類型。

　　尋烏調查場景復原

　　三、調查內容要廣泛細致

　　《尋烏調查》共5章、39節(jié)，對尋烏縣的地理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詳細的考察分析。

　　第一章介紹了尋烏的政治區(qū)劃，對全縣7區(qū)作了大致介紹。第二章介紹了尋烏的交通，包括水路、陸路、電報、郵政、陸路交通器具情況。第三章“尋烏的商業(yè)”是《尋烏調查》中篇幅最長的一章，其中，在第八節(jié)“尋烏城”中，毛澤東列出25個條目詳細記述尋烏城的狀況，內容涵括尋烏城是什么、鹽、雜貨、圩場生意等。經過細致調查，他得出“尋烏城是這樣一個手工業(yè)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zhàn)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這一重要結論。第四章從9個方面對尋烏舊有土地關系加以調查。第五章集中介紹了尋烏的土地斗爭，涉及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等17個問題。可以說，毛澤東的尋烏調查內容極其廣泛（涉及城鄉(xiāng)各地的政治、地理、經濟、社會關系等方方面面）、深入（每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都盡量搞清楚）、細致（比如將農村人口成分分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破落戶、新發(fā)戶、富農、中農、貧農、手工工人等11個類型，有名有姓地統(tǒng)計出全縣共有8名頭等大地主、113名中地主）。如果沒有如此翔實的調查研究，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國情，也不可能進一步作出正確的決策。

　　毛澤東此次調查研究的重點是了解尋烏的階級狀況。通過調查，他了解到尋烏縣城的人口構成：在全城近2700人中，農民占60%，手工業(yè)者占11%，兩者共占71%；城市貧民（包括游民和妓女）占16%，商人占5%。這些數據表明，該城仍以農業(yè)、手工業(yè)為主體，居民基本都出身農民，屬于被剝削和被壓迫階層，他們對于目前的生活狀況普遍不滿，所以能夠通過宣傳引導使其參與到革命中來，很有潛力成為無產階級在城市的同盟軍，故中國共產黨必須通過土地革命爭取之。

　　油畫：尋烏調查（來源：人民網）

　　毛澤東的《尋烏調查》細致生動地展現了南國蘇區(qū)的現實圖景，使其對中國紅色革命的主力、路徑、方式方法、根據地建設等問題有了新的更加符合實際的認識，也為其制定正確的中國蘇區(qū)革命戰(zhàn)略和策略提供了“千里眼”與“順風耳”。

　　2011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曾這樣評價毛澤東的尋烏調查：“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諸如該縣各類物產的產量、價格，縣城各業(yè)人員數量、比例，各商鋪經營品種、收入，各地農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樣，各類人群的政治態(tài)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深入、唯實的作風值得我們學習。”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黨中央出臺八項規(guī)定，把改進調查研究擺在第一位。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深刻闡釋了調查研究的意義、內涵、方法、途徑，并身體力行親力親為，為全黨重視調研、深入調研、善于調研樹立了光輝典范。學習黨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時候全黨重視并加強調查研究，黨的決策和部署就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yè)就會順利向前推進；否則，就會造成決策失誤，給黨的事業(yè)帶來損失。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運用好調查研究這個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心懷“國之大者”，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好，把本職工作做實做好。

　　92年過去，在尋烏這片誕生偉大文獻的土地上，《尋烏調查》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已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其關注社會、關注生活、關注實踐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原則卻永遠熠熠閃光！

責任編輯：王怡瀟